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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互联网+”到“AI+”:数字化时代的浅思考

文章来源:好站长外链

作者: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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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7-06

一、从Word改版再论“互联网+”的本质

就在二十多年前,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Windows 95开始普及,人们也已逐渐习惯上网,而Office 2003 也基本上是当时办公软件的标配。就在这种场景下,微软做了一件很有创意的事:他们在自己的Office系列软件中提出了意义深远的“用户体验改进计划(内部项目代号SQM)”。

这是一项什么样的计划呢?它可以把用户使用软件的行为数据(如菜单栏每个按钮的点击频度)及其配置“忠实”地记录下来,然后通过互联网从后台送回给微软的数据中心。

这件事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,传统的用户产品反馈都是基于小范围、小数据的问卷调查,而这次微软公司把数据反馈常态化、规模化、大数据化。根据微软资深主管Jensen Harris在MSDN.COM网站上披露,Office 2003发布以来,短短90天,仅Word就记录了超过3.5亿次菜单栏的点击。通过大规模用户行为分析,微软也在历史上第一次知道,在全球用户中,人们最常用的命令竟然是粘贴、保存、复制、撤销和加粗,这5个命令加起来占据了Word所有命令使用量的32%。

于是,自Office 2007起,微软对Office产品的用户界面做了全新的改版。之前经典的Office 2003菜单形式的工具栏,被当前的Ribbon形式的工具栏所替代。例如,由于“粘贴”按钮是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,因此,在Office 2007以后版本中,这个按钮以最大的图标、最醒目的方式出现在工具栏界面左上角。这次工具栏改版,在习惯了Office 2003操作的用户中,激起了巨大的反弹,因为这有违他们的使用习惯,以前常见的功能一下子找不到了!

但微软为什么还“固执己见”地大幅度更新Office工具栏版式呢?这是因为,他们的所作所为,是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来说话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Office 2003的“断乳期”,Ribbon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得到了广大用户的支持 [1] 。

但是,上面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。我们想追问的是,上述软件界面优化的行为,为什么没有发生在Office 97到Office 2003的版本变迁上?其实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,就是因为使用Office 97的场景时,绝大多数用户还不具备连接互联网的条件。在这种场景下,即使微软公司再怎么“天资聪慧”,若想实时收集海量用户的行为大数据,也无异于“天方夜谭”。

就这样,微软公司在“互联网+”这个概念还没有兴起时,就生动地演绎了“互联网+”的行为。同时它也揭示了“互联网+”的本质:在线(Online)。

很多学者或工业界的人士认为 [2] ,“互联网+”的本质是“连接(Connection)”。比如,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就将“一切都将无缝连接”作为公司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。又如,在2013年的WE大会,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提出“互联网的未来是连接一切”的观点(这就是现在“互联网+”概念的雏形)。华为公司甚至认为,“连接”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,并推出“全球连接指数”,借此评判某个地区或行业的竞争力水平。受此启发,腾讯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“互联网+”指数。

马化腾认为,从信息熵的角度来看,“互联网+”生态中,实现连接的层级单位越小,熵就越低,商业活动、社会经济的耗费就越少,效率就越高,确定性就越强,有序程度就越高,生态体系就越有活力,反之则相反。

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。但并没有进一步挖掘“互联网+”的本质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:在北京和西藏之间,我们修了一条高速铁路,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确是“连接”了,这很重要。但如果没有高速火车在其之上(online)奔驰,这样的连接是无用的。从思维发展和技术的角度来看,笔者更赞同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的观点,在线是连接的属性。也就是说,只有先“连接”才会有“在线”。

但如果从改变行业与改变生活的角度来看,连接是在线的结果。也就是说,只有“在线”之后,才能让“连接”渗透社会。这就好比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网站,表面上他们的确是实现了互联网“+”电子政务,但没有工作人员的在线互动,空有几年的连接,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没有丝毫改进。因此,可以说,只有通过“在线”,让“信息”多跑路,人民群众才能少跑路。

二、从第一性原理再看“在线”的内涵

现在,科技界和创业圈非常热衷谈论“第一性原理(First Principle)”。从物理学上说,所谓第一性原理,说的是最基本的物理定律。在量子力学里,“第一性原理”表示的是“是从头算,只采用最基本的事实,然后根据事实推论”。硅谷著名企业家埃隆·马斯克(Elon Musk)经常利用“第一性原理”来破局,制造出性价比高到令人“匪夷所思”的产品(如火箭和电动汽车)。

其实,利用“第一性原理”来论证现代商业模式的第一人并非马斯克。早在2015年前后,物理学家凯萨·伊达尔戈(Cesar A. Hidalgo)就出版了一本著作,名为《增长的本质》(Why Information Grows: The Evolution of Order, from Atoms to Economies) [4] 。在书中,伊达尔戈举了个非常有意义的例子。目前,全世界最贵的跑车品牌是布加迪威龙(Pierre Veyron),其售价高达250万美元。如果这辆车按重量卖,每千克的价格是1300美元,而目前每千克的白银才卖1000美元。我们不禁要问,一辆汽车,凭什么卖得比同等重量的白银还贵呢?难道它是用更昂贵的金子做的吗?

答案当然不是。事实上,如果这辆车撞毁了,材料还是这些材料,重量一点没减,但价格却一落千丈。伊达尔戈就此说,车的根本价值,(根据第一性原理)并不是组成它的材料决定的,而是由这些原子材料的组合方式决定的。而这些有序的组织方式,实际就是凝结在汽车之上的“信息”。

我们知道,物理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。信息常用“比特(bit)”来衡量。这样一来,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,在很多时候,比特比原子值钱。

目前,由比特构成的数据,成了生产资料,互联网成为支撑比特流淌的基础设施,而(云)计算成为公共服务。据此,王坚认为 [3] ,数据成为资源,对人类来说有两个第一次:第一次不是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,而是自己生产资源;资源第一次不是越用越不值钱,而是在使用中越来越值钱。

在互联网之前的信息革命,实际上是完成了原子的比特化;而互联网普及之后,我们要完成比特的在线化。是的,“在线”的内涵是比特的在线。而比特出现,则是数据化的结果。因此,如果要完成“互联网+”的业务转换,要做的第一步自然就是业务的“数据化”。

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,数字技术出现,数字计算机开始模拟计算机,我们从电器时代逐渐走到了信息时代,电脑重塑了社会的架构与价值。数字化的视野,成了隐藏在现代人基因中的生存本能。数字吞噬了模拟,如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数字的世界。

在1996年,美国著名学者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一书指出 [5] :“信息DNA”正在迅速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原子,成为人类生活的交换物。而“分散权利”则是数字化时代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。

有关数字分权效应最直观的例子,莫过于Web 2.0技术支撑下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的使用。这些自媒体的诞生,实际上是普及了连接和在线的意义,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作为信息传播的焦点,中央集权式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被瓦解,向着言论多样性和思想多元化的方向发展。

而在本质上,互联网完成的工作就是去中心化(这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正确性),降低信息不对称,重构过去的组织结构,管理及其连接方式相对更具有随机性。“互联网+”真正实现了分布式的、零距离的关系的构建。

然而,当海量非结构数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,“信息过载”又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桎梏。因此,传统意义上的“互联网+”开始捉襟见肘,连接的智能化构建,开始呼唤人工智能(Artificial Intelligence,AI)的辅佐。

三、从“互联网+”到“AI+”的飞跃

如果说早期的Web 1.0本质是广播(连接的双方是网络和人:网站发布信息,用户接受信息,网络的信息是只读的),那么Web 2.0的本质就是互动(连接关系的双方是人和人:人人都是信息源),它让网络用户更多地参与信息产品的创造、传播和分享。

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,各种非结构化数据扑面而来,现在的网络开始从Web 2.0向Web 3.0过渡。在Web 3.0时代,连接的关系将是“人—网络—人”,人们必须借助人工智能、关联数据和语义网络构建,形成人和网络及网络与人的高效沟通。在这种模式下,我们应当从当前的“互联网+”理念向“AI+”的理念飞跃。

2017年7月,中国政府刚刚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7〕35号文件) [6] 。在国家层面,中国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面向203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、战略目标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。把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以如此高的规格印发,当然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。因此,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高度的重视。

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林林总总的人工智能技术,正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以前,有一首很有名的闽南语歌曲,叫《爱拼才会赢》。“AI”本是英文的人工智能的缩写,这里我们取其汉语拼音“爱(AI)”。“未来依旧来临,只是尚未流行”。如果我们不想在未来的大浪潮中输掉比赛,“AI+才会赢”。

四、结论与思考

从前面的分析可知,“原子比特化,比特在线化”已经是大势所趋。从形态上,从“无缝连接、跨界融合、协同创新”的“互联网+”,到“AI+”让渡,也是无可阻挡的。

当然,我们也要看到,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,人工智能也是如此,这也引发人们的种种担忧。例如,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就激进地认为 [7] ,取代“无产阶级”,未来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阶级:“无用阶级(Useless Class)”。也就是在智能时代中,只有1%的人类精英在做贡献,而这1%就足以养活整个世界。其余的99%都是没有贡献的“无用阶级”。

但更多的科学家认为,我们应该迎合这个时代的变化。他们相信,所谓“无用阶级”,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,本质上都是伪命题。正如200多年前,人类面临机器的大量使用时曾有过类似的担心和恐慌一样,可今天我们的就业几乎全部依赖于机器,而我们却生活得更好,并没有被机器所统治。

中科院自动化所王飞跃教授也认为 [8] ,即使人工智能可能让一部分人类成为“无用阶级”,但这可视为社会的进步。正如400年前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翻译的被认为无用的《几何原本》所感慨的那样,“无用之用,众用之基”。因此,我们认为,与其恐惧“无用阶级”的形成,还不如积极拥抱时代的变化,把握时代的脉搏,与之共舞,成为智能时代的弄潮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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